在以展现社会矛盾为主的影片中，故事往往围绕多名女性展开。

将女性群体置于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借助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女性群像塑造，或是映射伊朗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或是展现她们对宗教神权和父权秩序的挑战。

代表作有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的《女人三部曲》、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越位》、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十段生命的律动》、洛珊·班尼蒂玛的《故事》等。

在这类影片中，语言杂多是人物之间对话、沟通、交流的突出现象，不同于单一作者权威话语主导的文本。

在展现社会矛盾为主的影片中，女性主角不是权威作者的发声者和行动对象，而是拥有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判断的个体。

有如巴赫金笔下的“复调小说”，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思想，形成多声部的话语。

处于转型时期的伊朗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断层、分裂较为突出。

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多种社会思潮涌入，形成了语言杂多的局面。

影片中，居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阶级之间的冲撞往往以语言杂多的形式展现，揭示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对抗关系。

追问式对白：独立思想的交锋

对话是电影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种常见形式，借由对话，一步步揭开人物对于某种问题的观点。

同样，在刻画社会矛盾为主的影片中，对话常常成为探寻问题本质的某种手段，影片中，导演发出话题，不同角色对问题展开讨论，居于边缘的女性通过对白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对话，使不同的思想充分互动交流，突显了女性群体独立思想的交锋。

如在贾法·帕纳西的电影《越位》中，女性这一边缘群体轮番走入银幕前景，通过对伊朗宗教神权和社会法规的“越位”，对男性中心制进行质询与批判。

在伊朗社会，女性是彻头彻尾的社会边缘人物。

在公共场合，她们罩袍遮面，禁止抛头露面，当局更是以女性会被赛场上的污词秽语腐化为由，禁止妇女进入足球场。

影片中的六位女球迷乔装改扮，企图混入球场观看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却被士兵发现并监禁在球场外。

考察影片中的空间安排可以发现，《越位》拍摄于伊朗队和巴林队之间的世界杯入选争夺赛当天，但是影片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比赛的镜头，而是将摄影机置于赛场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场景设置直接暗示了被囚禁在球场外的女孩们正处于社会边缘地位。

赛场外的角落是这群被禁止进入赛场观赛的女孩们的聚集地，监禁行为通过警卫的凝视来完成，女孩们的对抗依靠追问式对白实现。

赛场边缘的女孩们轮番向警卫发出观赛请求，被警卫严厉拒绝，请求不成，她们直接指出监禁行为的不合理性。

此时，赛场外的监禁空间成为一个微观结构，类似于喻国明笔下的“共景监狱”，在这个围观结构内，居于边缘的群体可对中心进行凝视与监督。

《越位》中，居于画框边缘的女孩们从不同方位向居于中心的警卫发起追问。

其中一名女孩看起来与男孩并无明显区别，行为粗鲁，表现镇定，甚至在警卫面前点燃香烟。

面对警卫的呵斥，她迅速反击：“你怎么老是这么大吼大叫？”

这个假小子是几个女孩中最反叛的一个，她完全蔑视教法，并对教规中对女性的限制性规定表示质疑，在她看来，她的身份与人身自由不可被教规限定。

她甚至与士兵就“女性为何不能进入球场观看比赛”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

假小子和士兵依次发言，观众也被带入了不同角色的意识当中，借由人物对白直接捕捉到思想的碰撞与交锋。

女孩：“为什么女人不能进去和男人坐在一起？”

警卫：“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在运动场上女人不能和男人坐在一起。”

女孩：“为什么日本女人在这儿观看日本对伊朗的比赛呢？”

警卫：“他们是日本人。”

女孩：“那么问题是就因为我生在伊朗？”“如果我生在日本我就可以观看球赛了？”……

警卫：“不，我管不了了。”

在这场精彩的论争中，双方对性别身份和伊朗的民族身份展开了探讨。

警卫的回应揭示出在伊斯兰文化语境下女性因性别差异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女人就不应该到体育馆来。”“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就如同《古兰经》所强调的：“男人们高于她们一级”，在这个宗教神权统治的国家，女性的身份和权利目前无法被完全认可。

女孩并不赞同这样的规定，不断质疑法规的合理性，在这场辩论中，来自边缘的对抗力量步步紧逼，而警卫只能躲闪，最后无言以对，似乎自己也对制度产生了怀疑。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对话同样构成了影片中不同叙述者思想交锋的主要形式。

如果说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讲述了一个男人对于生命意义的哲理性思考，那么《十段生命的律动》则是对女性生存处境的透视以及对女性生命意识的追问。

主人公是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在一个白天搭载了自己的儿子亚明，亚明为了赶上一场足球比赛，不断催促母亲加快速度。

甚至言语冲撞母亲，男孩在话语中表达了对母亲离婚行为的怨恨，固定长镜头记录了男孩与画外母亲喋喋不休的争吵，孩子表现激烈，强调一名母亲应当牺牲小我处处以家庭利益为先，指责离婚是极端自私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位男孩过分成熟，完全成为了父亲的发声者，言语和神情均显露出对父亲的认同和对母亲的厌恶，甚至拒绝沟通。

面对孩子对自己的指责，母亲无奈回应：“但是她谁也不属于，只属于她自己。”孩子进而指责母亲为了离婚在法庭上谎称丈夫是瘾君子。

母亲近乎崩溃地说：

“我们这个社会该死的法律，让女人一点权力都没有！为了离婚，女人不得不说她被打了，或者说她丈夫是瘾君子！”“女人没有生活的权力！”

影片完全通过对话推进情节，通过对“女性应当怎样生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女性得以与对话者构建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并表达了对以男权中心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不满。

在影片中段，司机在夜晚搭载了一位面容憔悴情绪低落的女士，这位乘客沉湎于失恋之苦，不禁痛哭出声。

女司机对此十分不理解，她认为，女人应当独立，懂得怎样生活：“我们必须取悦于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弱点。”

通过人物对白，形成了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关系，展现了不同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碰撞，在话语交织中，表达了对女性群体生存困境的叩问与思考。

开放式文本：权威话语的离心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话语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主角自我与他者的话语的深刻和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冲突“永远不会被纳入某种系统，永远保持着自由与开放的状态。”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影像话语交织的背后，矛盾关系主要呈现为女性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对抗。

在对话和争鸣中，边缘的离心力量逐渐涌入，权威向心力量逐步隐匿，文本趋于开放，影片不再是作者一元论的封闭式文本，而是成为了多义性的开放式文本。

开放式结局是此类开放式文本的一大特征，女性主人公的矛盾性促成了影像文本的开放性。

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成为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进步群体。她们或是控诉女性边缘化的处境，或是对权力秩序发起挑战。

另一方面，银幕空间中女性角色的努力总是遭遇男权中心制的束缚，总是淹没于暧昧不明语言杂多的社会现实之中，或是悲剧循环，或是含蓄收场，文本向读者开放。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在众声喧哗的文本中，角色所代表的是个人意志而非作者意识，各种不同文化、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主体开展生动的对话与争鸣，而作者无法从杂多的语言中寻找到统一的和谐音调。

因此，文本往往以开放式结局收尾。影片《越位》的结尾部分，当伊朗胜利的消息传出，女孩们欢聚舞蹈，警卫并没有干预。

在看押车上，警卫亲自为女孩们送水、调试广播，广播中传来伊朗晋级世界杯的消息，全员沸腾。

巴赫金对欧洲民俗“狂欢节”考察后发现，狂欢节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庆典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狂欢节使人们暂时性地从现有的等级关系中挣脱出来，在狂欢式中，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等级世界观所禁锢、所分割、所抛弃的东西，复又产生接触，互相结合起来。

狂欢式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订下婚约，结成一体。

在影片《越位》的结尾处，一场狂欢仪式抹去了边缘与中心的地位差异，警卫和女孩们走下警车，警卫在人群中舞蹈，女孩拿着烟火奔跑，欢庆伊朗队晋级世界杯。

此处的狂欢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话的戏剧化实践，实现了一元权威话语的离心。

在这场“狂欢”仪式中，身份差别被抹去，手铐被卸去，监禁被解除，警卫和平民共舞欢呼，不知去向何方。

借助于盛大的狂欢节仪式，各种话语在权威话语隐匿时刻得以平等交流，狂欢仪式成为话语杂多的宣泄形式，在语言杂多中，观众无法获取统一音调，趋于开放，判断权交给了观众。

反“缝合”手法的运用，是开放式文本的另一显著特征。

“缝合”这一概念由拉康提出，又经让·皮埃尔·欧达尔、丹尼尔·达扬等电影理论家完善，揭示了电影如何运用正反打镜头使观众被无意识地缝合进电影叙事的幻觉空间内。

如经典好莱坞电影中，人物A面对镜头说话，意味着沟通对象的缺席。

而当镜头反打到人物B时，观众发现人物B取代了缺席的位置，故事讲述自然真实，观众的意识也被缝合进完美的幻象中，借助于缝合体系，好莱坞经典电影得以在自然的叙述中隐蔽摄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

反“缝合”则意味着对以好莱坞经典电影为代表的“缝合体系”的拒绝，在以社会矛盾为主线的影片中，镜头往往长时间静置，聚焦于某个人物A。

由于人物A的长时间在场，使观众从对反打镜头的期待中剥离出来，替代了反打镜头中人物B，逐渐意识到摄影机的在场以及自我意识的存在。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十段人物的对白段落几乎完全摒弃了正反打镜头。

如当女司机搭载儿子亚明时，摄影机在水平方向上采取斜侧的拍摄角度，聚焦于男孩亚明，长时间拍摄亚明催促母亲加快速度、表达对母亲离婚且说谎行为的不满的过程。

即使二人激烈争执时，母亲也仅仅是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在反打镜头中出席，此时观众从对反打镜头的期待中抽离，意识到了摄影机的始终在场以及自我意识的存在，以清醒的态度静观银幕上发生的一切。

儿子言词激烈，画外母亲声音更是愤怒无奈，每个人都借由对话表达自我意识，“反缝合”的运用使观众从幻觉中跳脱，在矛盾交织和语言杂多的开放式文本中作出判决。

无论是开放式结局还是反“缝合”手法的运用，都使文本呈现出了兼容权威话语与通俗话语的开放性，使女性意识得以与多种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对话、争鸣。

暗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社会的开放与多元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断裂与权威的削弱，进而导致了单一的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

在巴赫金那里，这种现象被概括为“权威话语的离心”，权威话语在文化激荡、分层、断裂的转型期丧失了话语霸权。

仅仅作为一种向心力量，在话语杂多的环境中，与非中心的语言离心力量较量、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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